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刚来中国的天主教内部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争执，利玛窦与他的同伴罗明坚在穿着上产生了分歧。耶稣会会士在刚进入中国时都穿着佛教的僧服，在中国生活10年之后，利玛窦建议改穿儒服，而罗明坚则坚持穿僧服，最后利玛窦获得了耶稣会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的支持，成为这场争执的胜利者。随后，耶稣会以利玛窦的亲儒为主要路线，执行文化适应策略，他们在生活方式上接受中国本土习惯，尤其是儒家士大夫的生活特点，以儒家的道德概念解释天主教的伦理，又以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天”和“上帝”来指称天主教的“God”。更关键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敬天、祭祖、祀孔等行为进行了符合天主教的人文解释，从而使天主教有可能融入中国社会。然而，这种适应和融合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丧失了天主教的“纯洁”和“优越”。

　　在利玛窦死后，他的继任者龙华民率先反对以“天”和“上帝”翻译“God”，从而引发了耶稣会的内部争执。在1627年的嘉定会议上，耶稣会决定大致维持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只是禁用“上帝”一词，改用“天主”。然而，随着其他修会陆续到达中国，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很快变成了修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开始发酵。

　　1651年，中国的耶稣会派卫匡国赴罗马为中国礼仪辩护，他们以世俗化的语言重新表述的中国礼仪，被教廷接受并允许施行。随后，中国天主教经历“历狱”，所有外籍传教士都被赶到广州共同居住，他们借此机会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继续维持利玛窦规矩。

　　但是之后一些新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争论又开始激化。1681年，阎当到达中国。1693年，这位后来被康熙形容为“既不识字、又不善中国语言”的主教，在他的福建教区发布训令，要求禁行中国礼仪，于是争论再起。

　　为了为中国礼仪辩护，耶稣会在中国收集证据和辩词。这些证据资料出自许多中国信教人士之手，严谟就是其中之一。

　　严谟字定猷，福建漳州龙溪人，出生年月不详，大概在17世纪中叶。《龙溪县志》中记载他是贡生出身，他的妹夫曾经赴京参加会试，他的堂弟也曾参加科举考试，可见他的家族是个士绅家族。严谟的父亲严赞化是福建天主教开教人物艾儒略的学生，他自己也是自幼受洗，他的侄子也是天主教徒，这说明他的家族是典型天主教与儒家结合的家族。作为士人，严谟要去孔庙参加祀孔典礼；作为中国人，他要去祠堂参与祭祖仪式；作为天主教徒，他又要定期到教堂参加弥撒，这些都是他的人生赋予他的角色，他不得不起而辩护。对于像严谟这样的中国天主教徒而言，礼仪之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冲突，更是切身的生活冲击与人生困境。

　　严谟一共写了10篇文章讨论中国的礼仪，涉及争论的几个关键问题。在《天帝考》一文中，严谟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摘录相关论述，以讨论神的译名可否用“天”和“上帝”，这是对耶稣会内部争论的回应。反对者认为“天”是指自然之天或义理之天，与天主教的人格神完全不同；而“上帝”又出自中国古籍，具有很强的本土宗教内涵，不适合用来称呼天主教的神。而严谟反驳说，以“天”指称神就如以“陛下”指称君主，并不是以殿宇台阶为君主，而是不敢直呼其号，所以用他物代称。他表示“天主”不如“上帝”，因为在中国有天主、地主、山主的区分，因此天主会让人误以为只是天上之主，不如“上帝”意味着主宰一切。严谟进一步表示，如果强行用“天主”而不是“天”或“上帝”来指称“God”，就否定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严谟还仿照利玛窦《天主实义》一问一答的形式，写作了《李师条问》以回应教廷对中国礼仪的疑问。这些问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主要并不是就中国礼仪进行学术讨论，而是为了反驳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祭祀礼仪的一些看法，因此很多是以他们的视角来提问。严谟尽力强调礼仪的人文性质，把祭祖视为后人对先人的纪念行为，表达祭者事死如生的追思之情；强调祭孔子是为了尊师重道，促进教化之意。这也是耶稣会来华之后的一贯策略，他们与儒家士人接触很多，熟悉这种伦理化的人文理解。

　　严谟在《辩祭》中说：“其礼不同，其时、其物、其人、其地又各不相同，则可知中国之祭，非与内外合一。”就是说，天主教追求内外合一，中国文化更在意差异与统一的结合，这体现了中西文化中一些更为根本的区别。中国礼仪的差异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同样的礼仪，有人视之为神，有人视之为文，有人祈求福报，有人怀思先人，有人追功报德，有人消灾解难，这是中国礼仪与天主教仪式的差别。《论语》中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代表着中国人对祭祀问题的关注角度，是在祭祀的人而不是所祭祀的对象。严谟进而引用了《礼记·祭统》中的一句话：“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说明中国礼仪并不注重外在的祭祀对象，而强调一种主体体验。一个共同的仪式和主体的不同体验，意味着外在的“一”和内在的“多”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成功包含“一”与“多”的秩序。只要认同这个秩序的基本核心——儒家的伦常，有着不同信仰的人就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文化也就成功地将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天主教纳入这个秩序之中。这也正是中国文化强大包容性的体现。

　　严谟为中国礼仪的辩护指出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根源，但是罗马教廷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的这一伟大精神。当中国人以其特有的包容性接纳天主教时，天主教却以内外合一的“纯洁性”排斥中国人的传统与生活。

　　1704年11月，教廷颁布《至善的天主》教谕，正式禁止中国礼仪。1721年，在经过多次劝化无果之后，康熙皇帝下谕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中国天主教成则因利玛窦的中国化策略，败则因去中国化的礼仪，由此进入了灰暗的历史之中。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