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来源“道中华”公众号文章《蒋志龙：“古滇国”考古重大发现揭开了什么秘密？》，点击标题或图片即可阅读。

　　自《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以来，古滇国就一直以神秘王国的方式存在。直到1956年金质“滇王之印”出土，以及此后的一系列发现，进一步证实古滇国与西汉时期中央政权有着密切联系。

　　9月28日上午，在国家文物局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了河泊所遗址最新考古成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增添了重要实证。中国民族报“道中华”对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次考古发掘有哪些新发现？

　　蒋志龙：河泊所遗址前后发掘了七个地点，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这个地方既是古滇国的都邑，其东部就可能是西汉益州郡郡治。这次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就汉代文化遗物而言，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简牍，此外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

　　早在2019年，这里就发现了“滇国相印”封泥，目前封泥共发现500余枚，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县中的18县长官封泥。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

　　大量简牍出土是中国南方继“里耶秦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字迹清晰明显的简牍残片有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有千余片。目前仅清理了一小部分简牍，已辨识出“滇池以亭行” “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 （公元前83年）等文字。

　　记者：这些文化遗物的发现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

　　蒋志龙：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开拓西南，滇王降附，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但由于史料缺乏，这个神秘王国一度距离我们很远。

　　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轰动了考古界。在国家文物部门支持下，云南关于古滇国及其滇文化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本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48厘米的筒瓦和铺地砖等，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表明益州郡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而大量简牍与数百枚封泥相互印证，是反映西汉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证，也是中央行使治权的证据，证明西汉中期中央政府对云南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这也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

西汉设置益州郡示意图。（翻拍自云南省博物馆滇文化分布示意图，齐子通 摄影）

　　记者：这次在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此前该地区的文化发掘有什么联系？

　　蒋志龙：云南与中国其他地区很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滇蜀地域相邻，很早已有民族迁徙与贸易往来，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就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墓地发现“滇王之印”，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实现双重互证，石寨山文化由此被世人所知。石寨山墓地是滇王及其亲属的墓地，而本次所关注的河泊所遗址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大概只有700米左右。早在2019年，河泊所遗址已经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还发现了早于石寨山文化的重要遗存。

　　可以这么说，通过对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从新石器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完整过程，建立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序列，弄清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这次考古发现是从多元到一体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是从西南夷到汉朝益州郡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昆明古滇文化的“最老代言人”。河泊所遗址于1958年被发现，2008至2010年中美联合考古调查再次认定，2014年开始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带队对该片区进行调查发掘。已探明的河泊所遗址分布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其主要年代为战国至汉代。2019年10月7日，河泊所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受访者简介：

　　蒋志龙，四川安岳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曾主持完成了会泽水城墓地、昆明西园贝丘遗址、晋宁小平山贝丘遗址、景谷南北渡遗址等发掘以及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澄江金莲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工作。已发表报告、论文60余篇，其代表作有《釜形斝研究》《再论石寨山文化》《滇国探秘》《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发掘报告》《云南晋宁石寨山M71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云南晋宁县小平山遗址试掘简报》等。

　　资料来源：民族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