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南岑北费”之说,“北费”,无疑是指费孝通,“南岑”,指的就是岑家梧。岑家梧(1912年~1966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
岑家梧是海南澄迈人,父母早亡,家境困难,但他励志学习,1931年秋,他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系,1934年夏,通过南洋经商的堂兄资助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立教大学和帝国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此后三年,他接连撰写了《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和《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国内商务印书馆获稿,相继于1936~1940年出版。
1937年 “七七”事变之后,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了在国内的学术研究。抗战半年,他与夫人在云贵川辗转,即使生活艰辛,也依旧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1938年)、《西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0年)、《嵩明花苗调查》(1940年)、《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1941年)、《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1941年)、《西南部族之体饰》(1941年)、《论民族与宗教》(1942年)、《论苗族的几何纹》(1943年)、《西南部族之乐舞》(1943年)、《西南部族之工艺》(1943年)、《贵州部族研究述略》(1944年)等。
解放战争之后,岑家梧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参与其他的教学管理工作,对于岭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同时,也有大量论著问世,《中国民俗艺术概说》(1946年)、《古代社会阶段论》 ( 1947) 、《中国边疆艺术之研究》(1947年)、《水书与水家来源》(1948年)、《四川蛮洞考察记》(1948年)、《亚洲北部古代渔民及其陶器文化》(1948年)、《水家、仲家风俗志》(1949年)、《瑶麓社会》(1949年)、《唐代妇女装饰风俗考》(1949年)等,内容丰富,涉及历史、艺术和民族研究等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岑家梧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抱着美好的希望,一边进行理论研究,一边参与了我国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他于1951 年 7 月作为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带队赴广东北部地区及海南岛访问瑶、 苗、黎等民族。1956年担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期间,他奉命赴京,参与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筹备工作,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并给全体调查人员作《关于民族社会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同年,他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带领调查组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 制地区作重点调查。他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长篇文章《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1961年春,岑家梧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的写作。1965 年夏季,他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日后教学使用,但是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除去对于西南民族、海南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艺术、历史研究等方面,岑家梧也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他认为国情和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民族学与西方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某些不平等说、文化中心论都不适用于我国;其次,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产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我国不一样,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民族学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我国的历史,综合多个学科,对于我国民族进行详细的研究,了解在历史上,各个民族相互联系、交流和同化的事实;最后,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岑家梧与当时的学者倾向于构造解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认为应该看到我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趋向统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但也同样重视每个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丰富性,认为正是“多样的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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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鸿然.岑家梧学术思想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2.耿明松.岑家梧艺术思想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1).
3.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