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有“南岑北费”之说，“北费”，无疑是指费孝通，“南岑”，指的就是岑家梧。岑家梧（1912年～1966年），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学家，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代宗师”。

　　岑家梧是海南澄迈人，父母早亡，家境困难，但他励志学习，1931年秋，他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系，1934年夏，通过南洋经商的堂兄资助赴日留学，先后在东京立教大学和帝国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此后三年，他接连撰写了《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和《史前史概论》三部专著，国内商务印书馆获稿，相继于1936～1940年出版。

　　1937年 “七七”事变之后，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开始了在国内的学术研究。抗战半年，他与夫人在云贵川辗转，即使生活艰辛，也依旧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许多论著，如《抗战与边疆民族文化运动》（1938年）、《西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1940年）、《嵩明花苗调查》（1940年）、《西南边疆民族艺术研究之意义》（1941年）、《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1941年）、《西南部族之体饰》（1941年）、《论民族与宗教》（1942年）、《论苗族的几何纹》（1943年）、《西南部族之乐舞》（1943年）、《西南部族之工艺》（1943年）、《贵州部族研究述略》（1944年）等。

　　解放战争之后，岑家梧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参与其他的教学管理工作，对于岭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同时，也有大量论著问世，《中国民俗艺术概说》（1946年）、《古代社会阶段论》 ( 1947) 、《中国边疆艺术之研究》（1947年）、《水书与水家来源》（1948年）、《四川蛮洞考察记》（1948年）、《亚洲北部古代渔民及其陶器文化》（1948年）、《水家、仲家风俗志》（1949年）、《瑶麓社会》（1949年）、《唐代妇女装饰风俗考》（1949年）等，内容丰富，涉及历史、艺术和民族研究等各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岑家梧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抱着美好的希望，一边进行理论研究，一边参与了我国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他于1951 年 7 月作为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副团长，带队赴广东北部地区及海南岛访问瑶、 苗、黎等民族。1956年担任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期间，他奉命赴京，参与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筹备工作，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并给全体调查人员作《关于民族社会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同年，他被委派为广东调查组组长，带领调查组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在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 制地区作重点调查。他在《光明日报》上连载的长篇文章《海南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1961年春，岑家梧完成了《中南民族史略》和《中国原始社会史》两部专著的写作。1965 年夏季，他奉派去广西三江民族地区参加“四清运动”，调查收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资料，准备日后教学使用，但是在文革中不幸去世，结束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除去对于西南民族、海南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艺术、历史研究等方面，岑家梧也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进程。他认为国情和文化不一样，中国的民族学与西方有本质的区别。首先，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某些不平等说、文化中心论都不适用于我国；其次，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产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我国不一样，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民族学要做的是深刻理解我国的历史，综合多个学科，对于我国民族进行详细的研究，了解在历史上，各个民族相互联系、交流和同化的事实；最后，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岑家梧与当时的学者倾向于构造解释“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认为应该看到我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趋向统一，凝结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整体。但也同样重视每个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丰富性，认为正是“多样的统一”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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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1.李鸿然.岑家梧学术思想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2).

　　2.耿明松.岑家梧艺术思想研究[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1).

　　3.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