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仲申、民友、孑民,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40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学术思想十分丰富,内容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尤其是教育学、美学思想等方面的贡献突出。毛主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作为一名民族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他对我国的民族学发展同样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蔡元培渡过的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期,我国一方面受到列强侵扰,一方面也在逐渐学习西方的理论知识。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科举制度下,通过传统私塾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在不断接触西学,提倡新学;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莱比锡大学学习,主要涉及心理学、美学、哲学、民族学等学科,在那里受到了进化论学派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蔡元培回国。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蔡元培回国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任校长期间,以他为中心的北京大学聘请了多位学者,促进北大的学术发展,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1923年春,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秋季辗转再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8月,蔡元培在荷兰海牙参加了第 21届国际阿美利加大会,即国际民族学研究会。他提交了一篇论文,由谢寿康译为法文在大会上宣讲。会议期间,他遇到老同学旦泽尔博士,在其劝说下到汉堡大学报名注册入学。第三次留欧,第二次留德,蔡元培集中精力,几乎排除了一切干扰,以巨大的毅力致力于民族学、人类学、美学方面的研究,直到1926年初,其民族学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次的留学经历中得以完全形成。
1926年,蔡元培回国之后,便在《一般》杂志第一卷第十二号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在他之前,西方民族学著作已经介绍到了我国,但是称呼不一,“民种学”“人类学”“人种学”均有。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不仅明确地使用“民族学”这个名称,而且还进一步阐述。指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
由于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蔡元培用实例说明了民族学资料对于研究未开化社会的社会组织、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可以用历史考古资料和“未开化”民族的“静态”资料,去了解“动态”的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理解人类进化发展的连续历史。在《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一文中,他从美术、交通、饮食、算术、币制、语言文字、音乐和宗教感情等方面进行考察,得出了人类进化是“由近及远”,即“人类的目光和手段,都是自近而逐渐及于远处的”。如美术设计,都是从人自身的装扮到日用器物、建筑的设计等。旧物也不会因为新物的产生而完全消失,也可以同时并存,比如高级的算术以及人类依旧用手指记数,这并不矛盾。
除去本人的民族学研究,他也积极鼓励更多人参与,促进学科的发展。1928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蔡元培在研究所中增设民族学组,亲任组长兼研究员,推动鼓励林惠祥、凌纯声、于道泉等人,开展了广西凌云瑶族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调查研究、松花江下游赫哲族调查研究、世界各民族结绳记事及原始文字的研究、外国民族民称的汉译、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资料的收集等,并发表出版,成为我国最早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
此外,蔡元培还创办民族学组织、刊物,广泛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培养民族学研究人才,倡导民族学的中国化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族学的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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