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2017“魅力中国城”评选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与凉山彝族自治州脱颖而出。

云南某民宿主打26个少数民族特色客房。

首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服装秀结合了民族元素。

首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服装秀结合了民族元素。

首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服装秀结合了民族元素。

电影《金珠玛米》

电影《侗族大歌》

电影《冈仁波齐》

电影《皮绳上的魂》

满族课堂教学。

由三苗网主办的主题为“辞旧迎新、欢乐参与、关注苗疆”的“第六届北京欢乐苗年暨第二届互联网与苗族论坛”现场。

湖南通道的大戊梁歌会。（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把镜头拉到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背景上——这是观照2017年中国文化的必要景深。此一年间，国家文化叙事的语调呈现出一种史诗色彩；在视野闳约的历史底片上，中国显影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强大的文化自信，以及自近代历史以来最强烈的文化自我肯定。

　　年初，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表明国家已对文化传承完成顶层设计，一个构架宏阔精深的国家方案，开始全盘操作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10月，党的十九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进报告，昭示出文化自信对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价值支撑，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合理性的阐发作用，表现出尊崇传统在意识形态层面的稳固作用。总之，一个新时代的表情已经定格：一个克服了近代与自身文化疏离的中华民族，终于构建起与自身传统的制度性亲密关系。

　　当然，2017年,经由传统文化资源进一步释放出的巨大经济推力，是中国人拥抱传统的另一个直接动能。无论怎样，2017展示出“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的彻底坍塌——这个自鸦片战争以来就牢牢构设于中华文化语境中的世纪性对峙，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

　　少数民族文化深层价值释放·价值自觉·

　　在国家文化的宏大叙事中，2017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自身深层价值释放方面迈出一步。此一年间，呼唤民族文化意义彰显的声音回荡于各种会议与论坛；试图深度阐述民族文化价值的影视、展演、展览、出版项目频频耀目。众多民族地区对待自身传统文化的态度，也从表层化符号利用，走向释放长期幽闭的内在信息；从文化碎片化截取，走向挖掘和阐述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文化的神圣性有了被尊重的意识，文化碎片化趋势渐被警惕，被肆意拆解的符号尝试重新载回意义……

　　从挽救消失到文化资本的利用，再到“意义彰显”的努力，这些转变凸显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走向深层价值自觉的演进。这是目光与立场的一次转换：如果说以往是站在文化他者的角度看待自身，注重文化的外部特征、符号与结构、视觉之奇观，那么，现在则返回文化内部，讲述与表达深层自我。这意味着传统文化正在重新对族群的社会生活发挥意义支撑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一些民族正在实质性地重新走回自身的传统。

　　·“语境保护”·

　　“语境保护”一词出现在2017年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场中。虽然与早为人知的“整体性保护”含义基本一致，但新名词的出现却以一种特殊方式表明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新理解。事实上，“语境保护”观念构成了观察2017年少数民族文化现象的一个视角——文化遗产保护延伸到文化传统形成的整体环境，从保护文化空间延伸到还原文化的历史脉络，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自觉的表现。

　　价值自觉并不排斥2017年的另一个文化走向：文化遗产活态利用理念的强化。借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权威政治话语，文化遗产“原汁原味”不可变易的观念，在2017年被彻底打碎。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理直气壮地用创新来解释文化传统融入当代的形态变异。也就是说，自“非遗”概念引进以来就一直或重或轻背在身上的“本真性”不可移易的观念包袱，有被彻底撂下之势。非遗之创造性转化，在2017年轻装上路，加速前行。

　　·民族文化进校园·

　　作为《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重要制度设计，民族文化在2017年加大了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力度，建制化的校园文化传承逐步搭建起四梁八柱。这一种偏离了古老传统场域的文化传承方式，以攻为守地显示出现代性文化传承的凌厉之势。

　　当然，另一股民族文化进校园的潮流更加值得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2017年将参与培训的高校扩大到78所，培训传承人总计近万名。作为一个覆盖全国非遗传承人的庞大举措，文化部的这一行动显得十分大胆。随着传承人纷纷走进大学校园，2017年的各种反馈性意见也从各个角度高高低低传来。当一位贵州黔东南苗族绣娘在江南纺织学院的课堂上听到的讲授，跟自己母亲所传授的方式并不相同时，她的迷茫也就成为了文化工作者的迷茫——文化传承人是否会在大学校园里完成一场“洗脑”，由此带来一场非遗大换血？

　　事实上，上述现象显示非遗保护正在进入“深水区”，并必然遭遇系列难题——文化自觉是谁的自觉？如何自觉？

　　被折叠的空间与文化新格局·微信时代的空间逆转·

　　“传统—现代”已消解对抗，“中心—边缘”的二元也将崩塌？事实的确如此。

　　2017年展示了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界限的进一步模糊与漫漶。如果说“传统—现代”的解体缘于观念，那么“中心—边缘”的坍塌则缘于微信技术。

　　作为传播多向化的媒介象征，微信时代人人竞相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在一步步卷入数量惊人的庞大人口后，微信使绝大多数社会阶层自主地掌握了传播工具。事实上，文化传播的门槛在历史上降得如此之低，文化传播的权力交到如此庞大的人群手中，这一切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伴随而来的，是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加入传播竞争的权力再分配。显然，微信正在使空间发生无限折叠——边缘不再是边缘，中心也不再是中心；边缘弱势文化首次自主地进行着历史性反向传播。这是民族文化传播史上最神奇的一页。

　　我们看见手机微信群所形成的一个个新型文化社区，正在讲述自己民族的故事，播演自己民族的歌舞——宛若一个个精心构筑的民族文化传播平台和基地。长久以来文化传播的“上—下”模式以及“中心—边缘”流向，开始逆转。微信实现了将所有区域与所有人带入同一个场域的“全球化”过程，这意味着所有的文化也被带入同一场域之中。我们因此看见了一个“均质社会”的到来——只不过它并非以我们曾经悲观论及的“文化均质”形象，而是若干文化利用新型媒体竞相挤进全球化折叠空间所汇成的多原色共聚。

　　2017年的微信景观由此助长了我们对于文化新格局的想象：也许文化多样性将在一部手机所引发的革命性空间里完成一场新的“洗牌”。

　　·互联网重构族群社区·

　　“边缘—中心”发生了倒转，“虚拟—真实”又如何？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社区，道是虚拟却也真实。相比传统社区，虚拟化的人际交往展现出更强的凝聚人心与融铸团体的力量。2017年，有更多的少数民族主题网站、民族文化社区空间浮出网络海面，人们在其间交流情感、倾吐乡愁、传递乡讯。其中，“三苗网”堪为一例。2017年，三苗网进一步壮大，卷入更多本土原乡或都市苗族人口，成为流动的或在地的苗族人的精神家园，为其提供真切的文化归属感，并组织起规模庞大的2017年苗年京城大聚会。

　　看来虚拟和真实的确不能再简单地二分，两者交织难辨，共同作用于同一情境，并建构起一种新的社会现实。但与此同时，一个问题也在网络浮现：虚拟之网将如何编织真实的文化认同？

　　工匠精神·传统工艺·文创

　　“工匠精神”无疑是2017年度最热词汇之一。这个本意指向工业化时代精工巧制的词汇，却在一转身间牵出了前工业化时代的手工匠艺，并让工业时代的“工匠”从前工业时代的历史脉络中溯源到了精神皈依。当然，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也跻身其中，侥幸进行了与2017“工匠精神”的年度碰撞。这一碰撞的结果，是使人们再次静下心来，耐心谛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令人惊讶的价值。

　　于2017年3月由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以及于11月召开的“首届中国纺织非遗大会”，两者同时成为重大利好性政策，辉映着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前景。作为共同的战略性考量，两者都同时指向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使文创产业的热度在此一年间更加炽烈，并辐射到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上，促使文创产业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更加亲密地拥抱。

　　正是在与“工匠精神”的碰撞以及与文创产业的拥抱中，2017年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展示出新趋势——将拙朴的前工业时代手工制品径直与后现代奢侈性消费品相联接。这使我们在2017年看到了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直接转化为“高端定制”的成功案例。“古朴—高端”的路径在2017年的市场上实践得顺风顺水。与此同时，借“高端”概念，少数民族传统工艺走向世界舞台的步伐也变得频密，比如本年度布依族绣娘就有献艺伦敦的经历。

　　“文创扶贫”也成为2017年的热点。此一年间，更多的设计人才走向民族地区，借助于传统手工艺开拓出“文创扶贫”之路。而凭藉各种精巧创意打造高端品牌，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点石成金”，这一路数在所有精准扶贫的招数里，显示出了较大的优越性和高效性。

　　文创扶贫之路，解决了过去多年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深陷其中的一个难题：传统手工一直以来因时间成本高昂，难以在市场上等价变现，从而难以持续性发展。现在，“高端策略”似乎正在破解这一难题——它以创意优先，将前现代的精工变身为后现代的奢侈，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生成新的现代性价值，找到了新的出路。

　　旅游观察：流动人群如何再生文化？

　　·被重塑的“诗和远方”·

　　2017年涌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宏大的旅游潮，旅游业在本年度仍旧扮演着强势拉动民族文化快速变迁的角色。

　　中央电视台2017“魅力中国城”评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与凉山彝族自治州在30多个城市中脱颖而出，分获一二名。近年来霸居国内旅游业头条的“黔东南现象”更加引人瞩目——它华丽的“质朴”、精心包装过的“原生态”，继续所向披靡、折服人心。“黔东南现象”表明：在竞争愈益激烈的旅游市场中，民族地区的人气仍有走高之势。

　　2017年旅游业更加猛力地发现和挖掘民族地区可供游客凝视的视觉文化资本，我们因此看见一个个被旅游业打捞和挽救的濒危民俗浮出水面，以及一个个被旅游业塑造出来的文化奇观。比如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大戊梁歌会，被打造成“全世界侗族地区规模最大、节目最全、参与人员最多的民间音乐盛宴”——乡野边地一笔算不上太大的文化资产，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奇观。

　　这让我们在2017年继续见证着旅游业对于民族文化重新定义与重新建构的力量。民族地区在旅游业中自觉完成的差异化定位与角色分拣，重新布局了一些地区的文化沙盘——民族文化不再像历史上那样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而形成自身形象，而是在满足旅游业基础上重新生产自己的文化。旅游业伸出一双巨大无比的手，站在全球化视野之上，拨动着少数民族文化千百年来的历史格局，进行一轮深度的资源再整合，将它们重新涂色与描画。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前所未有。

　　经过2017年旅游业的洗礼，我们势必相信一个道理：旅游业是流动人群对于文化的再生产与传播。在民族地区，流动的人群正以异文化的身份，大规模参与到民族文化重构的历程之中。那些为了“诗和远方”而来的人们，正在重塑“远方”，并使远方以新的语调，吟唱古老的“诗”。

　　·乡愁经济·

　　怀旧与乡愁以更加浓烈的情绪弥漫于2017年，俨然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刚性精神需求。乡愁经济于是宛若成形，赫然在目。

　　作为乡愁的资源，传统村落和特色村镇在2017年迎来了高热度发展。政府发布的2017“传统村落振兴战略”，拨动着新一轮资本投入的敏感神经。此一年间，大量资本在传统村落与少数民族特色村镇间游走，寻寻觅觅，酝酿着果断出手的机会。

　　一些新概念由此在2017年广泛传播，比如“民宿经济”。这个起源于日本的词汇，在2017年中国旅游业中大行其道。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民族地区的民宿业旋即跟进，成为首批弄潮儿。此外，“遗产酒店”的话题也开始被摆上桌面，付诸首轮探讨。

　　不论是乡愁经济还是民宿概念，显然都在引发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以沉浸式、体验性旅游产品的打造，将民族地区对于自身文化的特色挖掘和塑造推向更深层。

　　视觉经济时代的民族文化

　　中国的视觉经济在2017年跃上一个新台阶。铺天盖地的影像生产大规模崛起，正日益以现代性生产的核心要素形象，成就着一个视觉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一种珍稀的视觉文化资本，蕴藏着万千视觉奇观的少数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视觉经济时代的重要角色。

　　2017年让我们看见了如下形势：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借助于影像手段，实现着自我表达的冲动与愿望；另一方面，更多资本被牵引着进入少数民族文化，挖掘着瑰丽奇崛的差异化视觉资源。2017年的中国电影工业为此提供了例证——在中国票房奔向500亿的雄壮步伐中，民族题材电影作出了比往年更值得回味的贡献，并制造了更多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闯入院线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形成阵列，如《冈仁波齐》《皮绳上的魂》《金珠玛米》《侗族大歌》等，创造了民族题材影片进入院线的数量新高，表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正在实现一轮新的跨越性增长；其次，突破亿元票房的《冈仁波齐》成为年度现象级个案，显示出载入电影史册的意义，表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正在实现质的突破，以及由此形成新的题材趋势的可能。可以预料的是，下一年度民族题材电影的生产势头必将更猛；电影工业深入少数民族文化中发现灵感以及挖掘奇观的步伐，定会迈得更大。

　　与此同时，另一些将视觉资源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打开方式的展览、展示以及文化场域也在2017年加速增长。此一年间，大理国际摄影展、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以及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民族志影像纪录系列展览展示等接踵而至，显示出影像技术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再加工的愿望变得更加不可遏止。

　　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视觉手段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化重述的范式，而视觉经济则使这种重述充满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可能。

　　濒危文化的复兴之势

　　2017年“本溪模式”满语教学引起强烈社会关注，并成为一个范例性话题。大批志愿者踊跃投入，组成数个民间团体在各地长期开展满语培训服务，种种合力使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极度濒危语言”的满语，在长达100多年的颓势之后，终于在21世纪的十几年间，渐具复兴征象。这是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提醒我们去关注2017年那些濒危文化正在起死复生的案例。

　　满语复兴借助了政府、民间两股力量。政府的舆论导向、进入校园的强势政策，发挥了巨大的宣示与引领作用；民间力量的参与，则成就了广大的燎原之势。如果说政府是最重要的主导因素，那么民间的文化自觉则是拯救濒危的决定性力量。满语复兴之象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濒危文化复苏的必由之路。

　　非遗传承人制度已实行近十载，其效应在2017年进一步显现。正如一度濒临失传的德昂族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已成为当地搬新房、娶新娘也能随时听到的旋律一样，它表明传承人将文化重新植入生活，才是解除濒危信号的真实标志。

　　当然，濒危文化复兴将引发的文化生态变动，也是2017年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中，濒危语言的复活、信仰性民俗的复兴所带来的文化心理以及深层认同影响，或许正在发生。尤其是民间信仰“非遗化”的后果，正在逐渐显现——在“非遗”展演的表层形态之下，一再以舞台性话语重述的自我历史谱系，或许正在隐秘地挪移着某些认同的结构，搭建着新的认知平台。

　　悖反之力依然在场

　　然而，2017年依旧还有许多在当下社会经济场景中找不到位置、无法落座的民俗，仍在快速沉没、消失。此外，我们在2017年看到，一些资源禀赋特异的民俗在加速向时代兑现惊人红利的同时，也有大量少数民族文化难以招架市场的粗暴与骄蛮，被滥用、被伪造、被掠夺式开发。

　　因此，2017年清晰地显影出那个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始终在场的悖反之力——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更加强烈地向外部展示其绚丽的差异化特征，另一方面其内部生计与文化却加速趋同于主流色彩。民族文化加剧碎片化与加速整合性重构——这两个背道而驰的过程在同时发生着：

　　被大量收集整理、剔取并制成矢量图的符号，既是民族文化最幽深、最根源的文化DNA，也是最易被挪用、歪曲、变形的元素。它们被抽离出来，嵌入城市建筑、服饰、文创产品中，只能表达身份与象征意义。而与此同时，在少数民族文化内部，历史谱系、神圣记忆正在借用新的符号系统，完成新时代的特色化重述。

　　所谓的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席卷万物、消弭一切差异的过程，它恰好是以特殊性、差异性作为动力装置来完成均质化过程的。这是一个神奇的悖反！2017年，民族文化场域再度真切地演绎了这一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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