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行“内线隔离”政策时期，英印殖民当局对少数民族极为残暴，殴打部落民，劫掠其财产，霸占其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战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1947年8月15日，印度获得独立，结束了英国近200年的殖民统治。1950年1月26日，印度新宪法生效，印度共和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诞生了。独立后，虽然印度宪法赋予东北部地区的表列种姓和表列部族以特殊地位，但印度政府对民族问题未形成一致意见，如民族的定义是什么、划分民族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对于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也没有定论。

　　一般而言，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政治诉求，是基于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政治吸引力及其对广大民众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动员力。这种吸引力和动员力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共同体，民族向人们、尤其是向那些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毫无地位可言的下等人和普通人赋予平等的现代身份，从而使他们享有共同体平等一员的公民权。

　　然而，从民族视角看，完全实现民族自决，追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客观地看，每个民族、包括那些拥有自己民族国家的民族，总会有部分成员没有被纳入自己的民族国家之中；而每个民族国家也总会包含一些其他民族的成员。尽管近代政治身份一再强调统一性，但社会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无疑是任何一个社会必然面对的现实。具体到东北部地区，印度独立后也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东北部地区从来都不是今日印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虽然印度独立后很自然地继承了英殖民政府在东北部地区的权力和遗产，但作为“英国的印度的一部分”，东北部地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民族情感上，都和印度主体部分存在着很强的疏离感。

　　此外，有研究显示，英殖民政府的有关政策与印度教派主义的产生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早在上世纪初，穆斯林教派主义就认为，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教徒的利益。印度独立后，由于政策偏差，或者由于一些政党为了狭隘的党派利益而肆意利用和挑动民族矛盾，民族问题显得日益突出。对东北部地区而言，教派主义的兴起不利于多民族间的相互宽容与和谐共处，不利于东北部地区部族与印度主体大陆民族的亲近感和认同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民族分离运动的土壤。

　　从更深层次来看，民族认同危机更多是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对东北部地区部落民而言，无论是地域还是种族，他们都处于印度亚洲人和蒙古亚洲人之间。这种地域文化上的“中间性”是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一般认为，只是在英殖民时期，东北部地区才在政治上与印度主体大陆联系起来。因而，今天很多分离运动的主要理由之一，便是印度在未征得本地人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对东北部地区进行了政治融合。文化相关性的缺乏，特别是部落文化的缺乏，削弱了印度政治融合的基础，从而使种族和文化差异在自我认同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回答“我们是谁？”这样的问题时，大多数东北部部落民的回答往往介于两者之间，一种是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意义上的。两种不同的身份定位动摇了东北部部落民的政治忠诚度，并由于印度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而使得这种情况变得错综复杂甚至趋于恶化。另外，由于印度文化与种姓制密不可分，这也加深了其与东北部部落民的文化差异，从而使双方在民族认同上更加困难。

　　东北部地区长期被隔离的现实状态造成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加上印度未能为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都使东北地区部族亚民族主义群体的担忧进一步增强，从而导致亚民族主义情绪激发并演变为一系列分裂主义运动，开始是在那加兰，接着是米佐拉姆、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的部族地区。至今，人们仍能感受那种动乱形势和不同民族内心的隔膜。

　　总的看来，独立后的印度在处理东北部民族问题过程中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一方面，对由众多宗教、种族、种姓、部族和语言构成的东北部地区来说，印度主体社会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在认同上存在危机；另一方面，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有失偏颇，从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法制建设方面，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印度一直缺乏一部行之有效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调处民族关系的法律。现行的政策法规往往具有很强的分散性，这也大大削弱了依法解决民族问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