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30日，在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一个墓地，一名老人亲吻在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死去的孙子的头像。2004年9月1日，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劫持了参加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开学典礼的1000余名师生和家长，在解救人质过程中，俄军与恐怖分子展开激烈交火，造成大约330人死亡，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资料图片

　　现如今，欧美已成为亲密盟友，他们自然没必要借‘民族自决’之名同室操戈。相反，西方阵营内部还日趋出现联合趋势，如德国在1991年实现国家统一，欧盟也在不断深化合作。这也间接表明，加强国家内部整合，进而走联合和一体化道路，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这些国家对自己是一套做法，而对那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潜在或现实的对手则是另一套做法。西方国家不断拿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核心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削弱乃至瓦解对手。

　　削弱对手——无政府状态下维护霸权的重要方式

　　国际政治本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的生存必须依靠自助，由此决定了国际间的较量和斗争是一种常态现象。从积极方面看，一个国家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增加权力，保持权力，显示权力”；从消极方面看，实力强弱的相对性，决定了每个国家必须想方设法削弱对手，以达到相对增强自己实力的目的。

　　在这方面，削弱对手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分裂其领土，使其永久性失去崛起和反抗的基础。西汉政论家贾谊曾说过：“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简单地说，就是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策略在国际政治中更是被广为认可并屡被使用。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大师汉斯·摩根索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简言之，就是国家分得越小，越容易掌控。事实也证明，那些从母国中分裂出来的小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附外部大国，成为大国推行霸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棋子。

　　以2008年独立的科索沃为例。科索沃过去曾有南斯拉夫“贫民窟”之称，现在也是欧洲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年科索沃的年人均收入为1243欧元，失业率为44%，37%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用于支配生活的费用不足1.42欧元；由于无法为其首府普里什蒂纳提供照明电力，过去一直依靠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的支持来维持运转。

　　可以想见，科索沃独立后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只能投向西方大国怀抱。因此，设法分裂他国一直被诸多西方大国沿用至今，尤其在很难像过去那样通过侵略和兼并他国领土实现扩张的情况下，削弱对手就成为维护相对霸权的重要方式。

　　“民族自决”——迷惑性强、杀伤力大的政治武器

　　“民族自决”（实际上是“族裔自决”，ethnic self-determination）原则作为一种迷惑性强、杀伤力大的政治武器，一直是西方分裂和肢解对手、实施分而治之的主要手段。

　　在19世纪，欧洲列强为削弱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制造和扩大裂隙。1797年拿破仑进军希腊时，曾让蒂利将军利用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征服爱奥尼亚群岛：“如果居民们倾向于独立，那我们就设法助长他们这种情绪，并毫不迟疑地谈论希腊、雅典和斯巴达。”自19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埃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黑山）、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先后独立出来。在民族分离运动强力冲击下，奥斯曼帝国最终走向全面解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明确倡导“民族自决”原则。但“在威尔逊带入欧洲的所有观点中，自决权始终是最具争议、最含糊其辞的一个。”进一步分析，这一原则固然有威尔逊理想主义理念作祟，而且主要是为瓦解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但隐隐也有针对英国的成分。

　　当时，美国在海外基本没有殖民地，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则拥有超过国土面积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殖民地。因此威尔逊“警惕甚至妒忌它（英国）的国力。”当时美国认为，“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现状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旧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改变。”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推崇民族自决，让“屈服于权威的人民”起来反抗，客观上动摇、削弱了英法殖民强国的地位和影响。而英法等国则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民族自决”衍生出一种扩充势力范围的新政治制度——委任统治制度。至少在中东地区，英法就按照战前秘密划定的结果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委任统治权。但委任统治与民族自决的联系，又使得受托管地区的民族主义者致力于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其最终结果是沿着英法事先划定的版图分别独立，涌现出诸多阿拉伯国家。这事实上再次掉进英法的另一个陷阱——成功地实现“分而治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罗斯福与斯大林共同倡导“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写入《联合国宪章》。同时，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进一步使该理论深入人心，成为国际法基本准则之一。然而，美苏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借此削弱依靠殖民地称霸的英法等传统殖民帝国。罗斯福强调说：“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戴高乐当时也看得很明白，罗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独立，而这些新独立的、羽翼未丰的国家，一定会依靠美国的慷慨度日。这些国家政府的人事和决策也会受到美国的遥控指挥。

　　现如今，欧美已成为亲密盟友，他们自然没必要借“民族自决”之名同室操戈。相反，西方阵营内部还日趋出现联合趋势，如德国在1991年实现国家统一，欧盟也在不断深化合作。这也间接表明，加强国家内部整合，进而走联合和一体化道路，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但这些国家对自己是一套做法，而对那些非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潜在或现实的对手则是另一套做法。西方国家不断拿这些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核心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削弱乃至瓦解对手。

　　苏联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是欧亚大陆上真正的“巨无霸”，因而成为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对手。而苏联民族政策存在的巨大漏洞，被西方战略家利用得淋漓尽致。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凯南就特别强调苏联的民族问题是可资利用的工具：“我们可能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不把压迫的枷锁强加于具有民族自决的本能和能力的其他民族身上。”1960年初，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名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提出要“通过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压力来腐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好战的一面。”此外，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要，也主张应广泛利用和鼓励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这种情绪从要求经济文化的自主权转向政治上的分享权力，以致独立的目标发展，并就此提出了“和平演变”的举措。

　　而戈尔巴乔夫轻信蛊惑，按照西方指明的道路进行改革，首先在波罗的海三国引发民族分离运动高涨。当苏联准备大举镇压时，西方不断施压阻止，由此使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产生连锁效应，并最终导致苏联彻底解体。即便在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尽管已进入“民主国家”行列，但西方仍不依不饶，继续采取敌对政策。原因很简单，俄罗斯还有17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仍是西方的心头大患。因此，欧美国家除了从外部设法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外，还继续拿俄境内的民族问题说事，支持车臣等民族分离运动。

　　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存在一天，这种分裂与分化的趋势就会继续下去。而“民族自决”牌则成为西方惯用的战略武器。事实也是如此，“只有在那些有一个地区性强国或超级大国支持分离主义事业的地方，族裔运动才能成功对现存国家进行挑战，并在分离出的族裔基础上建立新的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