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流传在贵州省清水江上游苗族聚居区的传统银角，源出于“蚩尤之角”。两只角各盘着一条浮雕龙，两龙相对形成二龙戏珠之势。中心“珠”的图案为铜鼓面，铜鼓是苗族传统的法器。13张银片为水稻叶子。整体造型为水牛角，水牛是苗族的兄弟、伙伴。

　　要在中国古代艺苑中寻觅一个完全脱离了现实主义框架的造型艺术品种，是比较困难的。因受两千年儒教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汉族的思维很难跳出写实的、封建等级的模式。谁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必定被视为异端另类而失去生存空间。而苗族的巫文化则突破了儒教的羁绊，使得苗族银饰中充满了神性的张扬和想象力的自由驰骋。

　　苗族银饰中的巫文化

　　当笔者第一次在贵州雷山丹江看到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小庙状的图像造型时，银匠宋师傅告之，它是最重要的，是“宗庙”，它“统管”全身银衣片。随后笔者发现，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固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其巫术的意义厚重。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有巫术意义。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这些图像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笔者渐渐领悟到，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从视觉人类学的角度对苗族银饰中的巫文化进行解读，能够发掘其更深刻的学理，了解其在苗族文化变迁史中的样本意义。

　　苗族信仰中，最直观的就是图腾崇拜，图腾也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传说苗族的先祖蚩尤就是头有角的。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高规格款待。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用苗话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苗族认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所以枫树纹样也当然在银饰上有所表现。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联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12个蛋的鹡宇鸟，有人说是燕子的一种。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因而，鹡宇鸟的变形——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雷山丹江一种主体由银燕雀组成的银簪中，有4只银燕雀，中间的一只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片羽毛的纹理都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都匀王司镇的银燕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这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而其余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苗族银饰中的龙文化

　　汉族文化中龙的形象无一不是庄重威严的化身，而苗族服饰中龙的图样则不同。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所以，在苗族古歌《12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但也有很多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见于头饰。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这是受汉文化影响的表现。银围帕和银簪、银梳也有一些龙的纹样。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常与别的花样、动物图样搭配。在这些图样中，龙只是动植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只是在实用的短剑上，錾有很简单的龙纹。这龙纹，是在最下层不起眼的地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施洞地区小孩佩戴的银帽饰，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等珍稀猛兽的图样，唯独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本栏目由中央民族大学实验影视人类学中心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