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的一位成员，满族建立的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巩固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公元1599年，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用满文记录了大量上谕、公文、函件等档案文献，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满文老档》、《国史院档》等历史资料。

　　中国民族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单位，多年来从各种渠道搜集了多种满文文献，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馆藏满文古籍文献近150余种2000余册（件），在国内外同类文献的收藏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亦可称举足轻重。

　　我馆收藏满文古籍大多数为故宫武英殿官刻本。其他还有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

　　这些满文图书，形式上，有著作和译著。文字上，多为满文，部分著作是满汉、满蒙汉等民族文字合璧，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等。其中《资治通鑑纲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开国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等著作史料价值较高，这些著述收众、整理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资料，不仅可供清统治者制定政策作参考，且为后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外关系史汇集了丰富资料。

　　在译著中，主要是由汉文翻译为满文的书籍，比例较大。清肇兴之初，礼乐未备。清太祖、清太宗为巩固新兴的清政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组织人力翻译一批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汉文典籍，汲取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主要有《御制翻译三合四书》、《诗经》、《大学衍义》等。定鼎中原后，加强了这方面的译述工作，如乾隆时期，曾组织大批人员翻译辽金元三史及《明史》、《明历朝实录》、《三国志》等书。乾隆皇帝还亲自参加了辽金元三史的翻译。丰述史籍的翻译，不仅为清统治者提供了安邦治国的统治经验，更重要的是，丰富、发展了满族的民族文化。此外，随着满语词汇的丰富、发展，所有汉文文名著被译为满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西厢记》、《封神演义》、《诗经》、《樵史演义》、《两汉演义》、《聊斋志异》等七十多种。这些文学译著，对满族文学史、满文翻译的研究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为国策，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统治、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从顺治帝开始，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教化。清初顺治帝发布“六谕”，康熙帝推衍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帝登基，标榜自己“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将“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印，并敕令将此书刊印至直省州县，各地学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讲，使之家谕户晓。到道光三十年(1850)，清宣宗又对《圣谕广训》作了一番解释，并敕令作为书院家塾的必读书。既然统治者如此看重，所以《圣谕广训》自雍正年开始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坊刻本刊行，成为版本繁多、印量颇大的畅销书。另外，藏有《劝善要言》、《 醒世要言》、《圣祖庭训格言》、《性理精义》、《范行恒言》等。

　　满语满文，是清朝的“国语”。清朝在全建立统治之后，并未强行满语文，提倡各民相互学习、交流，对广大满族人民特别强调“国语骑射”。顺应着客观形势，清政府就组人探编修了大量学习满文的工具书，这类文献有《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增订御制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满、蒙、藏、维、汉)、《四体满文鉴》(满、蒙、藏、汉)、《三合便览》(满、蒙、汉)、《满汉文海》、《钦定西域同文志》(满、蒙、藏、维、汉)、《辽金元三史语解》、《满汉类书全集》、《同文广汇全书》、《翻译类编》、《六部成语》等百种辞书。还有供学习满文之用语法书籍，如《满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至《满文典要》等书，这些书是用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以及造句方法的工具书。总之，满文辞书，工具书对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研究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参考资料：民族文化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