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族私塾教育

　　14岁女孩辛蕴甜考上了大学、8岁男孩侯鸿儒已能通读《三国演义》看懂《China  Daily》、沸沸扬扬的“孟母堂事件”，这些情况引发了一场对“私塾教育”利弊的大讨论。孰是孰非我们不妄下判断，但是，历史上的私塾教育对保护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着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达斡尔族在清代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正是依靠这种氏族、家族传统教育的延伸，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传统文化。

　　在达斡尔族地区创办学校，始于17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各地八旗创办的官学为数甚少，招收的学生数额不多，这就给私塾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据笔者对一些读过私塾的老同志了解，达斡尔族私塾的办学方式，有的是长辈为教育自家子弟而办，顺便招来其他孩子读书；有的是以村的名义出资办学；也有的是老师自己开办。私塾的老师有些是从过去的私塾中学成的，有的毕业于外地官办学校，他们或以教书为业，或半农半教，还有的临时从教。私塾没有统一固定的学制。有些常年开课，有的冬闲时开课，有的一年里开两三个月课，随意性较大。总的来说，达到教学目的要学两三年。

　　由于私塾办在村中，本身就提供了教育更多学生的条件，再加上收费低，有的甚至以粮食、烧柴、烟叶、劳务等作为学费，这就给适龄男孩和个别女孩提供了学习文化的机会。

　　达斡尔族的私塾，主要以满文和汉文进行讲授，据有的老人说还有蒙古文私塾，但我们所知不多。

　　现住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喀牙都尔本村的德明老人讲，他8岁（1924年）时，在得日都尔本村上满文私塾，老师是一位姓吴的达斡尔人，当时60多岁，是几家人合伙请的老师。巴达荣嘎老人上的也是满文私塾，但却是在一两公里远的邻村，创办者的孩子和他们一起念书。老人依然记得当时的老师叫多保，也是达斡尔族。学生有十几个人，年龄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但老师教得很有秩序。

　　达斡尔族的满文私塾没有统一教材，老师多以满文的《三字经》、《论语》、《三国演义》等为课本。在私塾的教室里悬挂着孔夫子的画像，或在纸上写“孔子”两字贴在墙上，要求学生在入室和出门时给孔子行礼。

　　在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后，各地已不再使用满文，而达斡尔族地区却仍然学用满文，这应该与满文易于学习掌握和使用方便有一定的关联。上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上满文使用的减少，以及官办的汉文学校在达斡尔族地区的兴起，满文私塾已步入衰落状态。满文私塾的停办时间在齐齐哈尔、海拉尔地区大致到上世纪30年代初，在布特哈地区最晚的到1946年。

　　达斡尔族何维忠先生所著的《达古尔蒙古源流志》载，“达古尔蒙古乡间有资产者，招聘由华中来满之老学究。设私塾于乡村，使子弟入学读汉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及‘四书五经’等。此种私塾之设，于民国初年几乎普遍于达古尔各地。”

　　曾就读于汉文私塾的钢格尔向笔者介绍说，他小时候所在的多布提村“九·一八”之前有满文私塾，这之后有了汉文私塾。在他7岁时就读的私塾中，同学有男孩也有女孩，有本村也有外村的。一年四季都开课，学费是每月交一斗粮，一年交一石。

　　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私塾教育的成熟，出现了比较规范的课本，教学方式也有一定的改良。然而，由于达斡尔族学生不懂汉语，有的老师不能用达斡尔语讲解，学生在理解上有较大困难。大致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各地均已不再办汉文私塾。

　　历史上私塾的兴办与发展，是达斡尔族为了后代进行文化教育而努力的结果，也是达斡尔族重视教育的体现。私塾教育给达斡尔族山村带来了朗朗读书声和新鲜的文化气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在这里得以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