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大都居住在交通闭塞的山区，“族规”在畲族聚居区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作为民间习惯法或地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和王朝的律法一起，共同维护着畲族聚居区的社会秩序。

　　族规，又称族戒、族禁、家规、家范，是家族的行为规范。有的勒石村头，有的悬挂于祖祠，大多见诸其家族谱牒。到了清代，福建畲民大规模的家族迁徙基本结束，稍早肇居的家族到这时已是子孙繁衍，在当地蔚为望姓巨族。畲族由于大多聚居在穷乡僻壤，远离政权中心，为了维护本家族的正常社会生活，族规的制定就显得颇为重要

　　目前已知年代较早的畲族族规见于宁化雷氏家谱。福建宁化之有雷氏始于唐末，其先祖雷祥徙自江西抚州，清代著名理学家雷鋐是该家族的第三十世后裔，雷鋐的祖父雷世守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修宗谱时，感慨于“俗之薄也，始于家之无教；家之无教也，由于族之无规”，因而手订族规十二条。雷鋐认为族规是“一族之兴替所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他本人四修宗谱时又通过亲手制定的“凡例”对上述族规加以补充。

　　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文人积极参与制定族规的事例比比皆是，典型家族如福州钟氏正始堂。该家族祖居福建武平，曾迁徙江西萍乡，约道光初年钟炳泰率家人肇居福州东街三牧坊。钟炳泰定居福州，随即创立正始堂，并专门为禁食鸦片制定族规一条，“悬挂祖先堂上，永远遵行”。

　　雍正二年（1724年），清世宗将康熙的“上谕十六条”遂条加以注释，演绎为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颁行全国，并命令各州、县主官于每月朔望两日召集民众，反复宣讲。清代畲族宗谱中，往往在“族规”之前附录该“上谕十六条”，全文转载如下： 

　　敦孝悌以重人伦，

　　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里以息争讼，

　　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

　　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

　　讲法律以警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

　　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以全善良。

　　戒逃匿以免株连，

　　完钱粮以省推科。

　　联保甲以弥贼盗，

　　解仇忿以重身命。

　　其实许多族规都以这“上谕十六条”为基础而展开，并将其视为基本的道德规范，其核心则是孔孟的孝悌主张，最终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不过在客观上也维护了自身家族的社会经济生活。

　　纵观福建畲民族规，常以尊祖宗，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务农业，崇勤俭，善治家，戒赌博，息争讼，严闺门等为主体内容，但也并非全是千篇一律的应景时文，其中对族人循循善诱，苦口婆心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至深。

　　清同治七年（1868年）福安谢岭下村的蓝氏“家训”中写道：“士农工贾，皆有本业。勤则所为无不成，所事无不举。若游手好闲，挨延岁月，时会一失，百务尽废，后来无成，将复谁咎？”“同乡共井之人，宜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凡族内喜必庆，忧必吊，有无相济，患难相恤。勿以富欺贫，贵凌贱，则宗族心安，而祖宗心亦安矣。”又如光绪元年（1875年）福安春雷云村的雷氏“家范”中写道：“勤俭二事乃是根本，勤则无废弛之事，俭则无空乏之虞。人所不能做的事，我能做得，勤也；人所易尽之物，我犹存得，俭也。凡衣服饮食毋过奢华，即婚嫁丧葬当稽家之有无，量入而出，不得勉强营办，不然用多进少，未免仰面求人，受人牵制。”广大畲民对赌博一事深恶痛绝，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福安何厝村雷氏族规称“赌之害人甚于水火、盗贼”，其中写道：“入赌场，遂沉苦海。典质钗钏，妻子吞声而饮恨；变卖田宅，父母蒿目而攒眉。只计一人豪爽，不思举室怨嗟，抚心自问，其何心安？”

　　族规的核心是族权，也就是族长对家族成员的支配权力，这也是族规能否得以贯彻执行的先决条件。只有推崇族长的权威，才能增强族规对族人的约束力，许多族规在这方面都有明确的表述。清咸丰八年（1858年）罗源上土港村蓝氏“家规”记载，家族内最高处置权属于族长，族长权威不容侵犯，不得“越名犯分”而“詈辱家长”，因为“家有长犹国有君，分甚尊也”。规定族内“今后一切不平事”应由族长全权处分，“房内若有犯家规者，祖宗前焚香开谱，照家规议处”。许多族规中也常见“应听族中理处”，“有事则由族长断其曲直是非”等字句。由此可见，即使族人触犯朝廷刑律，族长仍拥有“初级审判权”，因为是否“呈官究治”，山高皇帝远，全凭族长定夺。

　　动用家法私刑置族人于死地，是族权恶性膨胀的典型表现。上文所述福州正始堂钟氏始祖钟炳泰曾亲手制定族规，针对正始堂子孙中“吸食禁烟者（指吸食鸦片）”和“做贼、犯奸乱伦者”这3种人，因为他们“忤逆不尊国法家规，姑容之无益也”，所以族长不仅要为家族，而且还要越俎代庖，替国家直接“去莠存良”。钟氏此举精神可嘉，但无论如何，这条族规至今读来还令人脊背生凉。